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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瑞资本李丰:2018年很难,但也是充满拐点意义的一年
发布时间:2018-12-03 14:31:59 来源: 作者:  浏览次数:2267 次

 李丰 混沌大学 


2018年,中国经济遭遇“资本寒冬“。募资急降,VC/PE融资难度不断提升,市场的高度不确定性给创业者带来巨大压力。

 

过去10年曾投资宜信、哔哩哔哩、三只松鼠、英语流利说、Club Factory、花生好车等创业公司的峰瑞资本创始合伙人李丰却认为,回顾历史上陷入经济困境的几个时代,都催生出了结构变化、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2018年也可能成为同样的一个拐点,某些行业甚至可能逆势飞翔,打造出世界级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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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老师
李丰
(峰
瑞资本创始合伙人



对许多人来说,2018年是不太好过的一年。资本市场融资遇到困难,二级市场暴跌,再加上中美贸易战美国限制14类技术出口,这些问题在2018年接踵出现,激起一些质疑,甚至出现看衰政策、看衰经济的声音。

 

目前,中国经济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又有哪些机会出现,是我们十分关心的问题。

 

2018年的中国,从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或许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当我们用长周期的视角来看中国发生过的事情,并用发生过的事情来看今天,才能更好地理解2018年中国正在经历怎样的结构变化,而只有准确把握了当下正在经历的结构变化,才能看到经济、创业和相关的中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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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中国的2018年

 

2018年确实不容易,中国遭遇经济挑战,且民众的情绪也普遍偏负面。但2018年是最困难的时候吗?

 

这需要回顾3个时间节点。

 

首先是1978年。那时候的中国,GDP只有3000多亿元,劳动力80%来自农村。1978年的人均粮棉油所有量,几乎相当于1955年水平。同时,在城市里面还有800万户人没有住所,当时,他们甚至居住在教室、工厂、食堂等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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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就当时的中国而言,从民生到经济都非常困难。

 

第二个时间节点是1990年。

 

1990年这个时间点比较特殊。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通胀周期。第一次是八七、八八、八九年。在官方统计数据上,这三年年度通货膨胀率达到20%或者以上。也就是说,连续3年,你什么事都没有做,平白无故工资就减少了20%。

 

由于通货膨胀,当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没有再出现过的抢购潮,中国各城市居民都跑到超市里去买东西,因为价格上涨得太快,所以大家把能想到的东西都抢了一遍。

 

另一个时间节点,就是2016年。

 

可能有人会问, 2016年的中国困难吗?其实,2018年中国发生的所有困难,本应在2016年就发生。如果你有印象,或许还能回忆起这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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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事,中国在2016年春节后,房地产调控政策有所放宽,从2016年10月1日才重新开始限购。第二件事,是2016年二季度末到三季度初,严格控制人民币赴海外投资,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严格控制换汇。另外,政府还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从第三季度开始,政府对高铁、铁路、高速公路、地铁等出资维护和修缮。2016年5月,我们还经历了民营资本固定投资增速最低的一个月,企业家的信心在那个节点达到极低。

 

但为什么2016年大家并没有觉得比2018年更困难?这里的原因非常特殊。

 

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年年初,整个金融界预期美国利息会上涨3到4次,或最少2次。但2016年,美联储只加息一次。2016年恰巧还发生了英国脱欧,土耳其内战,以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一系列政治黑天鹅事件,这给中国造成了机会窗口。

 

回头用经济视角来看政治黑天鹅事件,会发现这些事件增强了经济不确定性,进而导致经济预期更加保守。而为了刺激经济,就会降低加息频率,这就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延缓。

 

那么,在每个困难的时候,中国都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继续向前发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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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低点都是换跑道和换结构的机会

 

每当面临挑战时,社会各界往往充满负面和焦虑情绪。但换个角度看,这时正是出现结构性长期机会的时候,也就是换跑道和换结构的机会。而每次发生内忧外困时,都出现了改革(如打开垄断性行业)、开放(如欢迎外资)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3类信号。这些信号预示着一次历史拐点的出现。

 

我们还是分别从历史上比较困难的时间节点来看。

 

1978年,中国经历了物资匮乏、人均粮棉油水平倒退的困难,于是政府第一次在全民皆公的情况下,开放了农业,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

 

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所有体系都是公有制的社会,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这一转变也确实引起了巨大争议。农业,是关系到全国人民利益的最根本问题,但由于1978年特殊的内忧外困,促成了中国这次重大的改革。

 

基于这次改革,农民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甚至产生了富余劳动力,这也为后续改革埋下伏笔。

 

紧接着在1980年,中国面临着知青返城、待业青年比例陡增的困境。对此,政府开放了城市服务业,例如供销社和国营餐馆等,允许第一批个体户的存在。

 

第三次,是在1984年,因为包产到户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因而催生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出现第一批乡镇企业。中国的乡镇企业是制造业的基础,虽然其发展经历了十分痛苦的过程,但在1995年的时候,乡镇企业对中国GDP的贡献达到 25%。

 

接着是1990年,由于当时通货膨胀严重、经济衰退,政府决定开放了对今天影响最大、吸金最多的房地产行业,允许房产买卖。

 

我们都知道,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点燃了中国再一次改革开放的星星之火。但其实南巡谈话也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顺利。邓小平在1月底就去南巡,但直到3月26日《深圳特区报》才第一次将这件事刊登出来,其间两个月,也如今天的中国一样,社会各界充满疑虑。

 

在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同样开放了若干行业,其中一项影响力巨大的,就是开放和允许民营制造业企业的独立外贸自主权。在这之前,民营经营者都需要经过国营的外贸公司申请,才可以出口。而开放了外贸出口之后,制造型企业有了自主出口的权力。

 

再到2008年,中国受到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为应对这次危机,促成了当时持续讨论五、六年时间的创业板,终于在2008年决议, 2009年7月正式在深交所交易。

 

回看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政治和经济基础都要保证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生活。如果这两个基础无法保证,就会做出影响之后几十年的结构性调整和改革,并在这些时间节点诞生出长期结构性的行业机会。

 

当然,每一次出现这些行业性的结构机会时,在政策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进退的过程。正如1978年人们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担忧以及南巡讲话前的艰难。每一次换结构的时候,往往都在最艰难的时候,是顶着各界压力进行的。邓小平南巡其实去了很多地方,但不管是武汉还是上海,都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也没有立刻形成信号。

 

但无论过程中经历了哪些曲折,一旦确定了信号,这些打开了的垄断行业不会真正被关上,而且,这些行业最终胜出的往往是民营企业。

 


3

未来5-10年的结构性机会

 

2018年的政策信号

 

2018年7月20日,发改委在修改《外商投资准入目录》中披露出一些内容,虽然是在最高一级发改委网站上公布的官方文件,但这则新闻比较低调,没有被广泛传播。

 

但如果你有留意过这则新闻的话,会发现其中几乎涉及到中国所有的基础设施行业和服务业,包括能源、粮食流通和生产等,这些行业几乎都开放了。

 

今年7月1日,特斯拉在中国建立第一个独资厂,政府还提供了土地和贷款。特斯拉在中国设主机厂这件事,算是一个信号,表明汽车行业欢迎外资,鼓励市场化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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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你重新审视2018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和对1978年一些行业诞生出对民营企业来说的巨大结构性机会,是没有差别的。而这些结构性机会,在早期时,都是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同时进入,但经过5-10年发展之后,最大的赢家多数是民营企业。


 

借鉴发达国家历史,寻找中国产业链上的“钉子”

 

那么接下来的5-10年,到底在什么样的行业中会出现长期的结构性机会?

 

目前的中国,有7.8亿的就业人口,其中农业、工业、服务业就业人口比大约是38%、27.8%和34.1%,工农业人口加起来接近5.2亿。而其中有一些注册为农业的人口,很可能实际在工业工作的。所以中国的制造业占比在就业人口和GDP当中是极高的。

 

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使这些占劳动力总就业比例较高的制造业长期留在中国。这些制造业中,由于劳动力成本的逐渐升高,显然有一部分会被转移走。那么通过什么方式,能使制造业在中国长期存在?

 

日本的做法是,提高整个产业链链条的价值总量贡献,即提升产业链的整体附加值,完成产业链的稳定。

 

提高产业链上的总体附加值,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做品牌,另一种就是提高技术含量。这其中的一个代表性企业,就是华为。

 

华为既是品牌,又是科技代表。在2016年之前,中国从来没有芯片行业,而华为的华为海思在2016年排进了全球范围内芯片行业的前20。相信再过3到4年时间,华为海思可以排到前五名以内。

 

如果华为又有品牌,又有技术,又有中高端,又有低端,那么就意味着手机制造业整个产业链,就可以在较长时间和较大范围内留在中国。因为华为的存在,也可以带动和支撑起相关的产业链。

 

像华为这样的企业,我们通常称之为产业链上的钉子。它能够在整条产业链上提供足够多的稳定性价值和关键价值,使得产业链被钉在中国。因此,中国现在希望通过这些钉子,解决结构稳定、政治稳定和经济稳定的问题。

 

那么,关键性的问题就变为:谁和什么模式能够提供中国供应链的长期增值?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出现巨大的其他问题。这也意味着,如果你在这个维度上做事,基本上就是顺经济结构和顺经济周期的。

 


中国5-10年系统性机遇推演

 

对于许多行业而言,中国都是或正在变成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消费市场总量已经是全球最大,近7万亿美元。这就为中国许多行业出现世界级的消费品牌提供了可能。

 

用电子产品举例,2015年时,如果有人说中国会出现世界级消费电子产品品牌,应该没有太多人会相信,但今天,大部分人接受了这个事实,但没有意识到仅仅3年它就成为现实。而这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在2000年之后,变成了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供应链。

 

而在中国变成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制造供应链之后,智能手机的出现,代表了一次技术转换和升级。同时,中国也成为智能手机最大的消费市场。集齐了这三张邮票,中国就可能出现其中最大的企业和若干年后最大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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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预判放在汽车行业也一样。中国在十几年前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国,从2009年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车消费市场。而汽车行业的技术转换,就是新能源和电池方向。那么,这三件事在汽车行业集齐,中国将来就可能出现世界级的汽车品牌企业。

 

虽然这些事目前看起来不合理,但不管是创业还是就业,都值得让你相信,这将会是长周期(5-10年)会产生出巨大技术企业+世界级品牌的机会。

 

当然,中国也有一些特殊的国情。一是1980年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二是1999年开始大学扩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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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8年,中国高等教育毕业生有约800-900万人,占全球高等教育毕业生的1/4。如何利用全球最大量、相对廉价且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劳动力,是企业发展的核心问题。此外,中国拥有最大的消费市场和最大的产业链,因此,谁能利用好以上优势,谁的成长性就会大。

 

以药明康德为例。药明康德的产业叫CRO(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合同研究组织),换句话说就是帮助药厂做药物发现的研究外包。具体来说,就是雇佣一些化学和生物学专业的本科、硕士或是博士生,帮助药厂在实验室里做实验。

 

这个行业在2003年之前,中国在全世界的份额是0。而现在,临床前的CRO中国占全世界的70%。药明康德就是从那个节点开始,经过十多年时间变成了全球最大的CRO,后来拆分成了3个1000亿以上市值的上市公司。

 

综上,在当今的中国,非常难得的是从国家,从政府,从政策到经济结构,到产业链需求,到百姓的生活,到资本市场,到钱的流动性,所有因素都集中到了两三类方向上。

 

我对创业者的建议非常简单:就是你不要再投机取巧,你就做顺周期,顺结构的事,在这个周期就可以赚到钱。


2018年非常难,但如果从5年或者10年以后看中国的2018年,我认为它一定是充满拐点意义的一年。

 

最后给大家一个思考题:自己所在行业未来5-10年可能的趋势是什么?潜在的突破点会在哪里?(完)


*本文根据李丰老师在混沌大学研习社的课程整理而成,内容仅为完整内容的1/10。想要观看全部,请移步混沌大学APP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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