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心云起 金融读书会 

文/瑞安·麦克麦肯

在我印象中，父亲一向属于创业者类型。即便现在，他七十多岁时，还选择了兼职工作，成天忙忙碌碌，以便赚些额外钱。

在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父亲一直是名独立保险经纪人和销售商。他经常雇用一、两人来协助处理电话和文书。但他也常常一人独自工作。

长大后替一家大公司工作三、四十年，然后退休到某处打打高尔夫，摇摇 安乐椅——这个想法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如今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大多期望全职工作到75岁以上。我们可以忘掉养老金和社会保障。但在以往的年代里，即使过上数十年退休生活，似乎也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只不过这不是我家里的人所渴望的。

简而言之，父亲一直是美国少数人中的一员：靠自己的生意谋生的商人。据估计，实际上只有大约10％美国人，自己做生意赚钱谋生。如果我们把那些赚点外快的人也一并考虑进来，这个数字还会高。但当我们谈论那些主要收入来源于自己生意的人，数字就要小得多。

毫不奇怪，在这个少数人的群体中，有着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

对他们来说，当你的收入没你想要的那么高时，可没有顶头上司供你抱怨。如果没有足够钱在月底发薪，企业主就要面对失败，他们知道自己的失败，甚至会拖累到其他的家庭。最终，最重要的问题始终是：我如何让更多顾客自愿把钱给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就会导致一个人生意失败。

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朴素的观察，但对那些每天被迫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来说，就会带来一种截然不同于数百万工薪族观点的世界观。

回想起父亲教给我和生意有关的事情，无论他明显有意还是偶然为之，我得到了三个主要的经验教训：

一：增加收入需要的

不光是提高价格

企业主厌恶提价。毕竟，提价会疏远顾客、惹来嫌憎。价格上涨，意味着销量减少。高价冲击对客户来说可能感觉不快，但对于企业主来说往往感觉更糟，他们希望自己销售多少、顾客就能想要多少。

那么如何避免提价呢？答案在于降低经营成本。企业主要降低成本，就要寻找更便宜的生产方式。这可能包括找一处更便宜的办公租赁场所，或找到低成本的劳动力，也可能意味着找到更便宜的送货卡车或雇主医疗计划。

最终，如果这些成本可以降低，企业主就会降价并压倒竞争对手。这将带来更多销售和更高收入。降低成本意味着更高利润。这也意味着他可以为顾客提供更多商品和服务。人人都因此变得富足。

当然，一些工薪族往往抱有不同的观点。对他们来说，获得更高收入往往意味着在一家企业呆上更长时间，通过资历获得涨薪。或者他们可能主张通过政府强制增加医疗支出、家务假或最低工资来“提薪”。

当然，后一种“战略”的更大效应，是失业和较低的实际收入。但那些认为自己从干预中受益的工薪族可不这么认为。

二：政治家只会增加成本

这给我们带来了另一条可向企业主学习的重要教训：“政府不会帮到你。”

当然，如果能够说服立法者通过法律来援助某个人的特定生意或行业，政府是可以在短期内提供帮助。但这些法律不是孤立存在的。这些立法者也在忙着通过加剧这种你争我夺并以其他方式损害企业家盈利能力的法律。

鉴于近年来压制商业的昂贵政府管制迅速蔓延，可以肯定的是，游说政府取得“好处”的整体效应，结果都不会太理想。

总体而言，政府干预会导致成本上升。然后我们又不得不再次提价。

由于劳动法规、环境法规还有所谓的“消费者保护”法、税收、关税以及许多其他政府干预措施，企业主面临着经营成本不断上涨的压力。结果是利润下降，收入跟着下降。这意味着所雇用的劳动力更少，这也意味着再投资于生意的利润减少。

另一方面，倾向于政府干预的工薪族，可并不怎么关心降低成本。至少对于他们所在行业的商品和服务而言，他们想要更高的价格。这就是缘何他们喜欢关税、移民控制和最低工资。事实上，当然，这一切都会增加生意成本，导致雇佣人数减少，并压低工资水平。但是，在许许多多工薪族眼中，只看到他们从移民法令或更高关税中获得的“保护”。

当政府提高关税时，比如提高钢铁关税，这会提高企业主运转生意必须购买的运输车价格。这意味着生意阻滞、就业减少。另一方面，支持政府干预的工薪族只看到了钢铁进口减少，本地钢铁生产增加。这名工薪族会表示：“我们已经挽回了工作岗位，劳动者扳回一局！”事实上，现在总体可供“劳动者”选择的工作岗位只可能更少。

同样，我们支持干预主义的工薪族，不希望任何新移民劳工进入我国。对他们而言，这根本没有必要。工人倾向于高估自己的价值，并认为“那些企业主不需要任何移民劳工。我们就干得够好了！”当然，许多企业主恕不同意。许多工薪族喜欢用这个神话来自我安慰：企业主喜欢移民，是因为这些移民接受低于市场水平的工资。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许多企业主喜欢移民劳工，因为他们是素质更好的工人。毕竟，许多本地工人甚至无法通过兴奋剂检测。

同样，问题的核心是企业主每天必须自问自答的问题：我怎样才能说服顾客自愿给我钱？

关注焦点是全体顾客和公众，是以理想价格提供人们想要的商品或服务来为社会做出贡献。在本地工人清醒过来，努力成为高效率的劳动者以前，企业主经受不起等待。他承受不了钢铁制品的更高成本，就因为钢铁工人不再费心掌握更符合需要的技能。

但是，关税、移民控制以及所谓“亲劳工”立法给企业主强加了这些成本。然而，他的客户并不在意。他们想以相同价格购买相同产品，或以更低的价格。然后，企业主发现自己经常在政府让工资及经营成本上涨的努力和客户需求之间陷入两难。

企业主当然只是想取悦顾客，但政府让每一步都变得更艰难。

三：世界一直在变化

这带来我父亲教给我的最后一课：“世界一直在变化，你最好弄明白如何应对变化。”

当然，对许多工人来说，理想的就业情况看起来像这样：学习一些技能，找一个好雇主为之工作，然后几十年做同样的事情。然后退休。也许在过去，一些工人恰好设法做到了这一点。

但今时不同往日，这种就业模式根本行不通。工人必须具有类似企业家的思维。他必须问自己：我怎样才能以一种让我有价值的方式向顾客提供一些东西？

而且，作为劳动者要创造价值，可能带来不便之处。人们可能不得不搬到另一座城市谋生。毕竟，对于雇主来说，没有前居住地20分钟通勤这样的“权利”。如果一个人在西弗吉尼亚州煤矿工作多年，但由于廉价石油和天然气，煤矿变得无利可图，现在是时候翻开人生新的一页。无所事事和嗑止痛药解决不了问题。

是的，四处寻找工作，可能会令人极不愉快。居无定所有其不利一面。但贫困和失业也如此。

如果我们能够回到一个时代（一个几乎肯定从未存在过的时代），谋生所需不过是炫耀自己，那有多好。但这个世界对于生意人和企业家来说肯定不存在。他们早就明白了，提高生活成本以迎合某些工薪群体，从来不是让美国“伟大起来”的法子。不幸的是，这些企业家太少，民主不和他们站在一起。（完）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2018年7月28日（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