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李丰 混沌大学 

对许多人来说，2018年是不太好过的一年。资本市场融资遇到困难，二级市场暴跌，再加上中美贸易战美国限制14类技术出口，这些问题在2018年接踵出现，激起一些质疑，甚至出现看衰政策、看衰经济的声音。

目前，中国经济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又有哪些机会出现，是我们十分关心的问题。

2018年的中国，从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或许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当我们用长周期的视角来看中国发生过的事情，并用发生过的事情来看今天，才能更好地理解2018年中国正在经历怎样的结构变化，而只有准确把握了当下正在经历的结构变化，才能看到经济、创业和相关的中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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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中国的2018年

2018年确实不容易，中国遭遇经济挑战，且民众的情绪也普遍偏负面。但2018年是最困难的时候吗？

这需要回顾3个时间节点。

首先是1978年。那时候的中国，GDP只有3000多亿元，劳动力80%来自农村。1978年的人均粮棉油所有量，几乎相当于1955年水平。同时，在城市里面还有800万户人没有住所，当时，他们甚至居住在教室、工厂、食堂等地方。

可以说，就当时的中国而言，从民生到经济都非常困难。

第二个时间节点是1990年。

1990年这个时间点比较特殊。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通胀周期。第一次是八七、八八、八九年。在官方统计数据上，这三年年度通货膨胀率达到20%或者以上。也就是说，连续3年，你什么事都没有做，平白无故工资就减少了20%。

由于通货膨胀，当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没有再出现过的抢购潮，中国各城市居民都跑到超市里去买东西，因为价格上涨得太快，所以大家把能想到的东西都抢了一遍。

另一个时间节点，就是2016年。

可能有人会问， 2016年的中国困难吗？其实，2018年中国发生的所有困难，本应在2016年就发生。如果你有印象，或许还能回忆起这几件事。

第一件事，中国在2016年春节后，房地产调控政策有所放宽，从2016年10月1日才重新开始限购。第二件事，是2016年二季度末到三季度初，严格控制人民币赴海外投资，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严格控制换汇。另外，政府还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从第三季度开始，政府对高铁、铁路、高速公路、地铁等出资维护和修缮。2016年5月，我们还经历了民营资本固定投资增速最低的一个月，企业家的信心在那个节点达到极低。

但为什么2016年大家并没有觉得比2018年更困难？这里的原因非常特殊。

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年年初，整个金融界预期美国利息会上涨3到4次，或最少2次。但2016年，美联储只加息一次。2016年恰巧还发生了英国脱欧，土耳其内战，以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一系列政治黑天鹅事件，这给中国造成了机会窗口。

回头用经济视角来看政治黑天鹅事件，会发现这些事件增强了经济不确定性，进而导致经济预期更加保守。而为了刺激经济，就会降低加息频率，这就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延缓。

那么，在每个困难的时候，中国都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继续向前发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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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低点都是换跑道和换结构的机会

每当面临挑战时，社会各界往往充满负面和焦虑情绪。但换个角度看，这时正是出现结构性长期机会的时候，也就是换跑道和换结构的机会。而每次发生内忧外困时，都出现了改革（如打开垄断性行业）、开放（如欢迎外资）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3类信号。这些信号预示着一次历史拐点的出现。

我们还是分别从历史上比较困难的时间节点来看。

1978年，中国经历了物资匮乏、人均粮棉油水平倒退的困难，于是政府第一次在全民皆公的情况下，开放了农业，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

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所有体系都是公有制的社会，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这一转变也确实引起了巨大争议。农业，是关系到全国人民利益的最根本问题，但由于1978年特殊的内忧外困，促成了中国这次重大的改革。

基于这次改革，农民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甚至产生了富余劳动力，这也为后续改革埋下伏笔。

紧接着在1980年，中国面临着知青返城、待业青年比例陡增的困境。对此，政府开放了城市服务业，例如供销社和国营餐馆等，允许第一批个体户的存在。

第三次，是在1984年，因为包产到户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因而催生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出现第一批乡镇企业。中国的乡镇企业是制造业的基础，虽然其发展经历了十分痛苦的过程，但在1995年的时候，乡镇企业对中国GDP的贡献达到 25%。

接着是1990年，由于当时通货膨胀严重、经济衰退，政府决定开放了对今天影响最大、吸金最多的房地产行业，允许房产买卖。

我们都知道，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点燃了中国再一次改革开放的星星之火。但其实南巡谈话也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顺利。邓小平在1月底就去南巡，但直到3月26日《深圳特区报》才第一次将这件事刊登出来，其间两个月，也如今天的中国一样，社会各界充满疑虑。

在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同样开放了若干行业，其中一项影响力巨大的，就是开放和允许民营制造业企业的独立外贸自主权。在这之前，民营经营者都需要经过国营的外贸公司申请，才可以出口。而开放了外贸出口之后，制造型企业有了自主出口的权力。

再到2008年，中国受到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为应对这次危机，促成了当时持续讨论五、六年时间的创业板，终于在2008年决议， 2009年7月正式在深交所交易。

回看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政治和经济基础都要保证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生活。如果这两个基础无法保证，就会做出影响之后几十年的结构性调整和改革，并在这些时间节点诞生出长期结构性的行业机会。

当然，每一次出现这些行业性的结构机会时，在政策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进退的过程。正如1978年人们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担忧以及南巡讲话前的艰难。每一次换结构的时候，往往都在最艰难的时候，是顶着各界压力进行的。邓小平南巡其实去了很多地方，但不管是武汉还是上海，都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也没有立刻形成信号。

但无论过程中经历了哪些曲折，一旦确定了信号，这些打开了的垄断行业不会真正被关上，而且，这些行业最终胜出的往往是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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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5-10年的结构性机会

2018年的政策信号

2018年7月20日，发改委在修改《外商投资准入目录》中披露出一些内容，虽然是在最高一级发改委网站上公布的官方文件，但这则新闻比较低调，没有被广泛传播。

但如果你有留意过这则新闻的话，会发现其中几乎涉及到中国所有的基础设施行业和服务业，包括能源、粮食流通和生产等，这些行业几乎都开放了。

今年7月1日，特斯拉在中国建立第一个独资厂，政府还提供了土地和贷款。特斯拉在中国设主机厂这件事，算是一个信号，表明汽车行业欢迎外资，鼓励市场化竞争。

因此，如果你重新审视2018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和对1978年一些行业诞生出对民营企业来说的巨大结构性机会，是没有差别的。而这些结构性机会，在早期时，都是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同时进入，但经过5-10年发展之后，最大的赢家多数是民营企业。

借鉴发达国家历史，寻找中国产业链上的“钉子”

那么接下来的5-10年，到底在什么样的行业中会出现长期的结构性机会？

目前的中国，有7.8亿的就业人口，其中农业、工业、服务业就业人口比大约是38%、27.8%和34.1%，工农业人口加起来接近5.2亿。而其中有一些注册为农业的人口，很可能实际在工业工作的。所以中国的制造业占比在就业人口和GDP当中是极高的。

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使这些占劳动力总就业比例较高的制造业长期留在中国。这些制造业中，由于劳动力成本的逐渐升高，显然有一部分会被转移走。那么通过什么方式，能使制造业在中国长期存在？

日本的做法是，提高整个产业链链条的价值总量贡献，即提升产业链的整体附加值，完成产业链的稳定。

提高产业链上的总体附加值，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做品牌，另一种就是提高技术含量。这其中的一个代表性企业，就是华为。

华为既是品牌，又是科技代表。在2016年之前，中国从来没有芯片行业，而华为的华为海思在2016年排进了全球范围内芯片行业的前20。相信再过3到4年时间，华为海思可以排到前五名以内。

如果华为又有品牌，又有技术，又有中高端，又有低端，那么就意味着手机制造业整个产业链，就可以在较长时间和较大范围内留在中国。因为华为的存在，也可以带动和支撑起相关的产业链。

像华为这样的企业，我们通常称之为产业链上的钉子。它能够在整条产业链上提供足够多的稳定性价值和关键价值，使得产业链被钉在中国。因此，中国现在希望通过这些钉子，解决结构稳定、政治稳定和经济稳定的问题。

那么，关键性的问题就变为：谁和什么模式能够提供中国供应链的长期增值？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出现巨大的其他问题。这也意味着，如果你在这个维度上做事，基本上就是顺经济结构和顺经济周期的。

中国5-10年系统性机遇推演

对于许多行业而言，中国都是或正在变成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消费市场总量已经是全球最大，近7万亿美元。这就为中国许多行业出现世界级的消费品牌提供了可能。

用电子产品举例，2015年时，如果有人说中国会出现世界级消费电子产品品牌，应该没有太多人会相信，但今天，大部分人接受了这个事实，但没有意识到仅仅3年它就成为现实。而这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在2000年之后，变成了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供应链。

而在中国变成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制造供应链之后，智能手机的出现，代表了一次技术转换和升级。同时，中国也成为智能手机最大的消费市场。集齐了这三张邮票，中国就可能出现其中最大的企业和若干年后最大的品牌。

这个预判放在汽车行业也一样。中国在十几年前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国，从2009年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车消费市场。而汽车行业的技术转换，就是新能源和电池方向。那么，这三件事在汽车行业集齐，中国将来就可能出现世界级的汽车品牌企业。

虽然这些事目前看起来不合理，但不管是创业还是就业，都值得让你相信，这将会是长周期（5-10年）会产生出巨大技术企业+世界级品牌的机会。

当然，中国也有一些特殊的国情。一是1980年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二是1999年开始大学扩招。

到2018年，中国高等教育毕业生有约800-900万人，占全球高等教育毕业生的1/4。如何利用全球最大量、相对廉价且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劳动力，是企业发展的核心问题。此外，中国拥有最大的消费市场和最大的产业链，因此，谁能利用好以上优势，谁的成长性就会大。

以药明康德为例。药明康德的产业叫CRO（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合同研究组织），换句话说就是帮助药厂做药物发现的研究外包。具体来说，就是雇佣一些化学和生物学专业的本科、硕士或是博士生，帮助药厂在实验室里做实验。

这个行业在2003年之前，中国在全世界的份额是0。而现在，临床前的CRO中国占全世界的70%。药明康德就是从那个节点开始，经过十多年时间变成了全球最大的CRO，后来拆分成了3个1000亿以上市值的上市公司。

综上，在当今的中国，非常难得的是从国家，从政府，从政策到经济结构，到产业链需求，到百姓的生活，到资本市场，到钱的流动性，所有因素都集中到了两三类方向上。

我对创业者的建议非常简单：就是你不要再投机取巧，你就做顺周期，顺结构的事，在这个周期就可以赚到钱。

2018年非常难，但如果从5年或者10年以后看中国的2018年，我认为它一定是充满拐点意义的一年。

最后给大家一个思考题：自己所在行业未来5-10年可能的趋势是什么？潜在的突破点会在哪里？（完）

*本文根据李丰老师在混沌大学研习社的课程整理而成，内容仅为完整内容的1/10。想要观看全部，请移步混沌大学APP端。